这个月发生的事情很多，不管是自己生活里的事情，还是社会公共事件。
两件事情令我很难过，一件是朋友突然抑郁症，这种情况下我总是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道做什么，也怕做错什么。我知道抑郁症患者更需要的是理解和陪伴，除了必要的心理咨询和服药，走出来更多靠的是自己。经常觉得自己也是个轻度抑郁症患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刘晓波仙逝（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这可以说是对当前中国非同寻常的一件事情，然而国内媒体只有沉默。Twitter上已经有很多媒体文章、个人文章、个人言论在叙述、评价和悼念刘晓波先生。我也写不了什么，决定弃用微信公众号，使用更为自由的Telegram Channel，分享并朗读了推友@月小红的文章《我没有敌人》。
找图片的时候搜liu xiaobo，只往下滑了两次，眼泪就下来了。https://t.co/llHHsC7fHz
— 月小红 (@yuevvei) 2017年7月14日
6月读完了三本书，分别是《王小波全集（杂文）（第一卷）：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全集（杂文）（第二卷）：我的精神家园》、《知道分子》（王朔）。
高三毕业时，同桌送给我一本《我的阴阳两界·革命时期的爱情》，这应该是我读的第一本王小波的书，跟我以前读的小说很不一样，语言直白大胆，故事荒谬，文风睿智幽默，读来甚是新鲜，从此喜欢上了王小波的作品。大学时期去打印店自己打印了好几本书读，其中就有《沉默的大多数》。后来买了一套王小波全集放在家里，但基本成了摆设。这次在亚马逊看到全集电子版，果断入手，在手机或Kindle上阅读电子版更方便。
王小波的杂文和小说都非常值得读，我偏爱于他的杂文，平时将阅读摘录都记在了「Read目录」里，忍不住再摘录一遍：
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处，但对自己还有点用——有消愁解闷之用。
诚然，这世界是有某种可能变得无序——它还有可能被某个小行星撞了呢——然后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哪一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总想让别人倒霉干啥？无非是要满足你的救世情结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悬”中，你去解救，是好样的；现在还是正着的，非要在想象中把人家倒挂起来，以便解救之，这就是意淫。我不尊重这种想法。我只尊敬像已故的陈景润前辈那样的人。陈前辈只以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为己任，虽然没有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写些好的小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骂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话我想借用一下，不管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总比终日手淫中华文化，意淫全世界好得多吧。
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对于妇女在外貌方面的焦虑情绪，男人的平常心是一副解毒剂。另外，还该提到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她们说：我们干吗要给男人打扮？这话有些道理，也有点过激。假如修饰自己意味着尊重对方，还是打扮一下好。
我在北方一个村里插队时（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看到村里有几个阴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干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交。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地主。农村的情况和城里不一样，出身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子子孙孙不能改变。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子女能改变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种得比较好，房子盖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据说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出色，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出路。这一点说来不足为奇，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商业方面也总是比较出色。
现在可以说到我自己。我从小就想写小说，最后在将近四十岁时，终于开始写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生活看似平淡，但也不能说是“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王朔的小说也非常爱看，但看得更多的是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像《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刚进大学和室友一起疯狂追的第一部剧，大家挤在一起看一台笔记本电脑，记忆犹新。还有《甲方乙方》 、《看上去很美》。
这次选择看的是他写的文集《知道分子》，以前净看他的小说了，其实他的杂文也非常好，真实得剖析自己。
这个月其他一些零碎的事情不详细记述了：眼镜不小心踩成了两半，重新配了一副，又换回很早之前的无框圆镜片，喜欢简式旧风格。很早之前想学尤克里里，买了一把21寸的，发现太小不便于学习送给朋友了，又买了一把23寸的，想认真学起来。得知一个大学同学得了胶质母细胞瘤，只剩几个月的日子，生命真是无常。继续给域名续了费，发现已经是第五年了，时间真快，这五年似乎什么也没做。朋友从深圳来北京出差，小聚吃饱喝足后第一次被叫去夜店。
昨天在夜店那姑娘才18岁，刚高考完，学的美术没有考上理想院校。有点驼背，说是因为胸小不自信，穿着比自己脚大的高跟鞋。嫌自己脸胖，赚钱打瘦脸针。
续了房租，又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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