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不知道何谓监狱，但未必有人去深究如何定义监狱。人们通常说囚犯被关在“高墙之内”。如果将监狱界定为“难以逾越的高墙围住的处所”，大概无人反对。
据此定义，即使不能完全准确地辨别监狱，也能指出那些酷似监狱的场所。不幸的是，这样一来，许多堪称模范的公民所居就近于监狱了。
铁窗风味
在中国，在居室的窗户上装防盗网，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在获得住房之前，我连装防盗网的资格都没有，望着搬进新家的人一户户将铁条钉上窗户，羡慕得眼球都鼓了出来！
后来我终于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不大，还是欣喜万分，立即在窗户、阳台上安上防盗网，好让从窗下走过的老熟人知道：我也属于尝到“铁窗风味”的阶级了。其实那时还是穷酸一个，窗户上的铁杆杆锈迹斑斑，油漆也没刷一点，房子未必比监狱好。但当时就是觉得漂亮、气派、耐看！当然，绝不会担心被人讥笑“关在鸽子笼里、饱尝铁窗风味”。不满意这个的，有本事自己去弄一套住住！
改革后三十年，就数房产业发展最快。对我来说，窝在鸽子笼里的岁月也很短，很快就搬进一套高层住宅里去了。吊在半空中，也用不上防盗网那种玩意，竟然免去了铁窗风味。
此后，我就只有观看别家装防盗网以慰余兴了。这种观赏并不乏味。房地产业成长了三十年，防盗网也随之进步了三十年，绝对今非昔比了。有多少新式样或许说不上，但肯定是一色的不锈钢了。
对比之下，当年住的那种鸽子笼，真正是惨不忍睹，甚至不再有去望一眼的兴致了。不过，再漂亮的防盗网，终究不过是一个铁窗而已，看多了也不过如此，慢慢就退出了我的视线。此后，竟有好多年根本就没想到防盗网这回事。
旧事重提的机会，出现在今年春节。节庆之后，我与他人一样吃得太多，不得不穿街走巷，信步闲逛，以期将肚子走消一点。无意之间，我走到了一个平常未曾到过的小区，其中大多为中下挡的五层公寓。
在完全不经意的一瞥中，一幕奇景蓦地进入我的眼帘，一时让我惊奇得目瞪口呆：就在我面前，一栋五层楼的整个一面墙，从顶到脚从东端到西端，完完全全地被一张硕大无朋的防盗网裹着，不放过一块芭蕉叶大的地方。眼前除了白花花的一片之外，再看不到任何东西，尤其看不到（至少是看不清）与家居生活联系起来的一切：放置于窗台上的鲜花、盆景；活动于阳台上的稚童、弹琴的少女；格调不一、争奇斗艳的窗帘；别出心裁的墙面装饰……，
这一切都被那张钢铁大网无情地遮盖净尽。在这里，晶莹闪亮的钢铁网，无论它如何造价不菲，都显得丑陋不堪，让人意兴全无。那一刻，我竟对窃贼生出一种莫名的同情：毁窗入室的窃贼，也许仅仅窃取些许财物，以解燃眉之急。而面对这个不留一角的大网，则唯有徒叹奈何了。
当然，我并不会真正为窃贼操心。我只是想，这些住户真有万贯家财需要如此严防死守吗？凭合理的推理，他们至多不过小康之家，真正富甲一方的土豪不可能住在这种地方。就凭守住那一点点财产，值得将自己如此严严实实地围起来吗？这已不是鸽子笼，而是地地道道的铁桶栅栏了！关在其中的人舒服吗？有自豪感吗？离不开铁栅栏保护的人，或许与窃贼相比既富且贵，但我总觉得，其生存状况实在并不比窃贼好多少。
我只希望，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孤例，不足以动摇我对所在城市的好感。但事实并不成全我的愿望：转了几个街区之后，我不能不承认，覆盖整块墙的防盗网无处不在，并非独家专享！现在，我只能寄望于：使用该“专利”的，或许就这个城市吧。好在我肯定不可能走遍全国，不致在事实面前完全失望。
盛世理想
铁窗事小，与之联系的事情却甚多。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铁窗的防盗功能。不必说，正是盗贼的存在致使有了铁窗的需求。同样明显的是：贼越多需要的铁窗也就越多；遍地铁窗正表明盗贼横行天下。
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从来如此吗？这就要请教历史学家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写一部《铁窗传奇》，或者，一部《盗贼史》。为盗贼修史，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实际上不见得比其他专门史——例如《顺臣史》——的意义更小些。
中国历史从来都是一治一乱。乱世中肯定盗贼蜂起，就不去说了。那么，一旦治世来临，是否就盗贼绝迹呢？事情应当不致如此，否则捕快之类的人员就得长期歇业了。
经某些大人物的经营之后，今天的治理理论已经登峰造极了，似乎一个空前盛世即将来临。这自然引起人们对历史上的一些盛世的兴趣。最著名的盛世有三个：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在这些盛世中，盗贼绝迹了吗？
历来都说“天下苦秦久矣”；实际上，天下苦先秦的混战、苦“楚汉相争”也久矣，只是除了暴秦之外，其他时期罪责难明罢了。而文景之治，正是上承那“久矣”之苦，终成盛世，实在功莫大焉。《资治通鉴》称，文景之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又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盛世景象已跃然纸上。但毕竟着墨不多，是否真正海晏河清，则不得而知。
贞观之治，更是盛世中的盛世，历代史书都不吝赞美之词；流传千年的一些故事，更成了脍灸人口的传奇。例如，据说629年全国判处死刑不过300人，当时的350余州（或郡）平均每州不到1人。如果今天的重罪率也如此之低，不知周强们该如何闲死！
史载632年，天下共390名死囚被释放回家与家人共度春节，节后全部返回监狱，无一逃亡！今天的监狱敢冒这种风险吗？如果认可以上事实，那么，就不能不承认，贞观之治必居历代治理之冠！至于那时是否真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1500年之前的事情恐怕也难以确知。但说那时盗贼极少，至少远远少于今天，应当没有疑问。自然，贞观年代绝不会防盗网遍于国中！
那么，离我们最近的“康乾盛世”呢？近年来影视剧发疯似地歌颂康乾，不知这两个老皇帝在地下是欢欣还是惊愕？康乾当然自有功德在，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就是无人可比的巨大贡献。但是要说康乾年代河清海晏、盗贼绝迹（或者远遁？），则绝非事实。实际上，几乎整个清朝年间，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安静过；除了兵燹不断之外，流窜海内的江洋大盗就不在少数。如果不是那时就已骚动不安，乾隆去世不久之后发生的天理教之乱，就有些不可理解了。
因此，无论康乾的拥趸们如何刻意拔高这两位帝王，都不能将成就“河清海晏”的美名奉与他们。
如上所述的几个特殊年代，纵然不能用来说明历代社会的一般情况，但多少能够据以作出某些概括性的结论。我最想指出的就是：纵观历史，社会上流行盗贼，可不是什么变态，而是常态。有盗就须防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们的先人，所积累的“防盗术”或许不少，但较之于今人，不能不甘拜下风。至少，古代根本就没有“防盗网”这种东西！就是故宫这种头等禁地，以现代的标准衡量，其防卫手段实在非常一般。否则，清末民初那震动海内的故宫失窃案，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民间的疏于防患，就更不必说了。直到离今天很近的年代，普通百姓大都没有外出锁门的习惯。我刚工作的时候，上班时就没想到要锁宿舍。这在今天，简直是骇人听闻！究竟是新时代的盗贼陡然增多了，还是人们的警惕性空前高涨了呢？
为了降低人们对于“盗贼蜂起”的焦虑，媒体热衷于另一类新闻的报道：拾金不昧者多着呢！谁都知道，这根本抵消不了对被盗的担心。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不信邪的人不妨将钱包放在未锁的车中试试！
无论如何喜唱高调的人，肯定不会去做这种结果毫无悬念、无端破财的实验。我不想过分解读这一稍差人意的现实；但至少，你没办法将今天说成盛世！
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恰恰特别具有盛世情结，这无疑是特喜歌功颂德的帝王文化的产物。客观地说，西方人也未必不爱唱高调。但据我观察，至少现代法治国家没有人纠结于什么盛世不盛世。
今天的欧美人不说自己焦头烂额就很不错了，谁敢以盛世相称？尽管不是盛世，我在旅游时还是发现，欧美人的防盗意识大大不如我们，至少没看到我们这里无处不在的防盗网。这是西方人没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那里的盗贼确实少些呢？
能无铁窗？
如此说来，今天铁窗之于我们，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需求了。
需求的东西，不见得就一定令人喜欢。在许多人看来，铁窗就正是一种需求而不讨人喜欢之物。要数落铁窗或者防盗网，实在容易，下面就是它的一大堆缺点。
● 每天都进入你眼帘的住宅，本来应成为让你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而防盗网则是强加给住宅的一件丑陋的装饰物，它让你对尊府的任何美感消失殆尽。“防盗网也可以做得很美观啊！”——那就需要告诉你：盾牌也可以做得很美观！你乐意用盾牌来装饰你的尊容吗？本质上，一个制止罪徒的东西，完全与美感无缘。
● 说“铁窗风味”正是被监禁状态，并非仅仅是一个比拟。防盗网严密防护下的居室，实际上真正具有监狱的元素，居住于其中的人未必没有坐监的感觉。你无法从防盗网中伸出头来，远眺城市美景，这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例如在发生火灾、地震、人身侵犯之类的情况下，试图从窗户逃生而被防盗网所限的人，就明白自己如蹲监狱了。极而言之，每套被防盗网封死的居室，都是一所监狱，至少是潜在的监狱。如果防盗网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住宅，那么，14亿人岂不都进了一所大监狱——地道的“神州一狱”！这种情景，还不令人不寒而栗吗？
● 铁窗的防盗功能，或许被不适当地夸大了。高超的窃贼，仍然有多种方法潜入装了防盗网的居室；这一类的事件，并不少见于新闻报道。这一层理由且放在一边不谈，更重要的是，防盗网所能保住的利益，不足以补偿它所带来的损失，这就违背了平衡成本与收益的原则。除了其他较明显的损失之外，紧挨着你的防盗网尤其让你气馁，让你尊严扫地，更无自豪感可言。如果你是一个爱国者，这种感觉将尤其令人不安。如果每家每户都躲在防盗网中，你还能以国泰民安傲视世界吗？
● 当然，那个并不廉价的防盗网还得你破费，想必你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小事，除非你财大气粗——倘如此，或许你不如用比防盗网更体面的办法：安装摄像头；安装警报器；雇用保安；豢养狼狗等。然而，所有这些办法都不可能让你获得自豪感。
既然防盗网弊病多多，那就值得考虑它是否真的不可缺少。拆掉防盗网，肯定会让一些窃贼连连得手——你永远不要天真到相信：通过宣传、教育与感召，能够使盗匪改邪归正。真正的问题是：拆掉防盗网的损失，与免除防盗网的弊端之所得，何者更大？
于此，有两种不同的算法。其一是：就单个失窃者而言，很可能装防盗网更合算；一次失窃可能损失巨大，而对于一次性安装防盗网，你可能并不在乎。其二是：就居民总体而言，少数人失窃损失之总和，通常远远低于众人安装防盗网的总费用！在这个意义上，拆除防盗网绝对是值得的。但少数失窃者的损失岂不惨了？其实，凭借某个很简单的保险机制设计，就可以将个人的损失分摊到众人头上，人们不太可能反对这种更具有现代精神的统筹安排。
这一点也不是纸上谈兵，实际上已有人做过了，此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薄熙来。薄氏凭借其少有的强势，一声令下，拆除了重庆市居民的防盗网。重庆王大发神威，谁敢不从！也没有听说，重庆人因此而都被偷惨了。我对薄熙来这个不可一世的太子党，从无好感。但也不能因人废事，薄在重庆干的这件事，应当说是一项成功的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