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

教育领域什么问题最大，教育腐败？教师不称职？教育质量差？乱收费？意见殊难统一。其实，当下教育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些，而是过度教育！肯定有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或许恰恰认为这正是教育的光辉所在。

超大跃进

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自我作践——大跃进，已经过去近60年了。今天的年轻人多半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大跃进。教育界的掌门人居然实实在在地推出了21世纪版的大跃进，真使人大开眼界。

短短几年之内，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岂不是从未有过的世界奇迹，这还不算大跃进？实际上已经是超大跃进了！

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招生77万人，次年又招了40.2万人——不要讶异于招生如此之多，因文革而在大学门外苦等了十多年的高中毕业生，少说也超过一千万！1979年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招生规模：28.4万人。

此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期，在1979年到1998年的1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3%，1998年招生人数增加到108万，这已经是一个不低的数字，它大体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一些掌门人忽然坐不住了，开始策划创造奇迹。

首先是大规模的合校风潮席卷全国，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花样之新，都创历史之最，让全国学人震惊得目瞪口呆。

紧接着就开始了真正的高等教育大跃进，1999年高校招生就增长了创纪录的48.1%！首长们大概是想在一年之内就实现高校的发展目标，让自己载入史册吧。

此后几年，高校扩招的狂潮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到2003年高校招生竟然达到382万人，相当于1979年招生数的13.5倍，5年之内平均每年增长28.7%，是1979—1998年间平均增长率的4倍；2002年的高校招生数竟然增长了81.3%。

这些吓人的数字，对于高校、国家财政、就业市场，是多重的负载，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危机有多大，任何理智的人都看得出来。

但大跃进的狂想曲还远远没有奏完，扩招仍在继续，到2014年招生数增长到空前的698万，相当于1998年的6.46倍，1979年的24.6倍；自1998起的16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2.4%，1998—200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8.7%，在基数已经非常大之后，仍然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这已超出任何正常人的想象力。1998年全国有1022所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341万；到2014年，以上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2542与2468万，分别是1998年的2.49倍与7.24倍。

近年来，高考录取率一直保持在55%以上，实在让我们这些在不到10%的录取率之下拼杀过来的老大学生感慨莫名。

那个驱使官员们疯狂地刷新招生记录的魔咒，与大跃进年代是一样的：超英赶美！只是现在比试的不再是钢铁，而是大学人数。

官员们的口号简单而又透明：赶上发达国家大学的毛入学率！

所谓毛入学率就是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通常指18—23岁，各国互有差异）中的在校大学生比率；当毛入学率在15—50%范围内时，认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毛入学率，一个多么光鲜的指标！

与1958年所争的钢铁、煤炭那种黑乎乎的东西比起来，其现代化藴味不知高多少倍！

1978年，我们的毛入学率只是可怜巴巴的1.55%，2000年上升到10%，2007年升到23%，2014年再升到37.5%，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的13.8%，进入具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国家行列。

高等教育都大众化了，该为此而欢呼啊！

灾难降临

大约在8年前，我有机会参加一个颇有规格的座谈会。与会者的兴趣集中于二级学院的教学质量。

会上我冒了一下大不韪：“先生们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非常正确，我完全赞成。只是有一点忧虑：如果先生们的意见都被采纳，而且被完全落实，教学质量因此而显著提高，毕业生质量完全得到保证，但还是找不到工作，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在坐者似乎没有注意过这类问题，竟无言以对。

我并非对教学质量不感兴趣，只是在当时，在每年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若无其事地只议教学问题，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教育大跃进的种种后果：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教师力不胜任、管理混乱、质量下滑、滥竽充数、名实不符……，在任何思维正常的人看来，都在意料之中。

不过，所有这一切与就业难题比起来，就不算一回事了。

试想，如果你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搭上教育大跃进的快车，挤进大学，花了一大叠票子之后，竟找不到工作，只能躺在家里混日子，你的心情将会如何？你还会依然高调赞颂奇迹般的教育成就吗？或者，你还会一股劲地关注大学的建设、招生、管理、质量吗？

合符情理的结论是，大多数理性的人将只关心一件事：如何让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找到工作？

最近3年的大学毕业人数分别为699万、730万、750万。

如果每年有两百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很可能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这些人中至少有一半今后10年内都没有比较稳定称心的职业，那么10年之后，就会积累1000万以上深感失败、对社会充满愤懑的年轻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局面吗？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许多人找不到工作？

是专业不对口？学生质量差？学生过分挑肥拣瘦？这些情况都存在，但它们只能解释少数人的就业困难，解释不了几百万人没有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只有一个：供需严重失衡！如果市场仅需5辆车，你生产了10辆，就只好将5辆投入库存了。这样简单的道理不需要任何解释，为什么下面这个几乎同样简单的问题会让你困惑呢：

如果仅有5个空岗，你培养了10个人，肯定就有5个人工作没着落，但又没法投入库存，那么该怎么办呢？

有人会说，归根结底还是质量不过硬，真正高质量学生根本不怕没人要。

这个理由用于个体可以，用于整体就很荒唐：10个高质量学生去争5个岗位，不会同样剩下5个人吗？

还有人会说，学生也应当将就点，何必一定要份体面工作，当蓝领打工也行啊。

从大道理讲当然没问题。

但你会乐意让自己大学毕业的孩子去与农民工一道打工吗？如果你做不到，就不必唱高调了。

你不想想，许多贫寒之家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几乎倾家荡产，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利指望孩子有一份较好的工作？如果最终还是一般的打工，又何必投入巨资读大学呢？

有人会说，学一门过硬技术，当一名高级技工不也挺美吗？

问题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教育部门失职了：当初为何要将那样多技术学校变成普通高校呢？

看来，还是有不少人看出来，今天数百万人毕业即失业这一可怕局面，就是疯狂扩招惹的祸。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仁慈的长者在一旁喃喃着：

娃们还小着哩，多读点书总没坏处。有共鸣的家长或许也不少。对他们你能说什么呢？

但恕我直言，“多读点书总有好处”这句话根本不能成立！

这件事并不很简单，如果深入点说，还颇为费事，还是长话短说吧。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简单说来可概括为：

A 提供就业所需的技能训练；

B 为科学文化创新活动提供坚实基础；

C 为精神文化领域的高雅生活提供必要素养。

以上每一项的需求都决定于社会的现实状况，并非能由教育界随意自定。

进入大学的绝大多数人当然是冲着当一个体面白领的职业训练而来；但白领岗位必定十分有限，况且它决定于社会发展状况，而不决定于教育主管部门。

至于研究型人才，社会需求毕竟很少，那不是每个人可指望的。

高雅情趣的养成固然有益于社会，但就今天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那还主要是个人的事情，社会还付不起高额成本去仅仅让某些个人生活得更惬意，除非你是威廉王子。

这样一来，需求C可忽略不计，需求B数量极少，因此，大学生的合理需求主要决定于A，且其中还要除去中等教育所能提供的职业训练。

超出这种合理需求的高等教育，无论对社会与对个人都是地道的浪费，是一种过度教育。

其实，过度教育并非我们所独有，洋人也为过度教育所苦，因而教育过度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而且有了教育过度率这一新概念。

顾名思义，所谓教育过度率，就是在全体从业者中学历超过职业需求者的比率。

最近有研究指出，我国的教育过度率1990年为7%，2000年为12%，2010年上升到28%。这些估计也许还是保守的。

过度教育绝对是一种负资产，不是什么“有一点也好”。

过度教育让社会与个人都白白地支付成本，在经济上无效益可言，这就不必说了。大学生失业大军的存在，必定是一种爆炸性的隐患，需要付出的社会安全代价，迟早是国家所无法承受的。

也不要以为失业着的大学生永远都是潜在的人才，一朝需要即可作用。

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你所受的那点教育用不了三五年就会过时作废。让社会如同库存商品一样贮备人才，完全是一种荒唐的想法。

总之，过度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是净损失，它毫无合理性可言。

问题是，教育者怎么能准确知道社会需求，怎么能避免过度教育呢？

社会太复杂啊。

这纯粹是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观念，根本不存在统计社会需求的问题。

实际上，在实现“高等教育供需平衡”这一点上，应遵循的就是市场规则，市场信号已为你提供了所需的信息，不能作出反应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几百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如此高强度的信号，都不能使你改弦易辙，断然修正扩招政策，这仅仅是“不准确知道社会需求”吗？对社会毫无责任感啊。

要为此负责的，究竟是个人还是机制，那倒是另一个问题。

可怕遗产

教育大跃进创造了两项堪称世界之最的奇迹：非常规扩招本身的奇迹；十余年的连续扩招造成严重后果居然不受追究的奇迹。前一项奇迹已经说过了，现在感兴趣的是后一项奇迹。

祸害社会造成严重后果，在现代文明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

闯下大祸的人，即使还未受到惩罚，也会切切实实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不能不以某种方式向国民谢罪。他应当知道，即使不在意民意国法，头顶上还有天在看着呢。

唯独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

放眼瞧瞧，那些无端地鼓动大学合并的人，那些将大学扩招推到荒谬绝伦地步的人，那些要对高等教育十年乱局负责的人，可曾受到过一丝一毫的追责？他们对于自己造成如此骇人的灾难性后果可曾有过一丁点儿歉意？他们还照样风光无限呢。

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是一项可怕的遗产——1958年大跃进的遗产。

前面已经指出，刚刚经历的高等教育，就是一种大跃进。

如果仅仅在高指标、高速度上认定它为大跃进，那就太低估它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大跃进，实际上具有1958年大跃进的全部特征，是那个经典大跃进的真正精神继承者。它所继承的最主要的要素是：

政治化的目标
高等教育的高速度发展，不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教育目标吗？

不！

它可不是仅仅从国家经济建设这类非常现实的需要，来论证自己的任务的，而是基于另一个高大无比的目标：追赶西方国家，在发达大国面前一展宏图。

一旦有了这样不着边际的宏大目标，你就没法客观冷静了，而且也没有人敢与你争论了。

行政首长拍脑袋定高指标
这正是1958年的老套路。例如2002年高校招生增长81.3%，你根本无法明白，这样吓人的神仙数字是怎么想出来的。

难道4年之后恰好需要那么多毕业生？那肯定不是首长们费心考虑的事；况且，就是神仙也没有这种先见之明啊。

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1958年早就创造了一系列标准化说辞：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失误只是枝节问题；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形势大好，问题存在，前途光明。等等等等。

有了这一套说辞对付，对于教育大跃进的批评何惧之有？即使担负着天大责任的人也就心安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