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己于人 — Hive

今天，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已被列入钦定的24字核心价值观，关于它们是否为普世价值的争论，似乎已不再成为问题。事情本来就很蹊跷：大半个世界视为常识的东西，另一部分人却视为异端；人类对于更复杂的事情达成共识，岂不更无希望？

对于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人们或支持或反对，却很少反躬自问：对于这些东西，我欲将其用之于己，还是用之于人？恰恰是这一“于己于人”的问题，具有最基本的意义。

好东西

在当下，非难自由者有之，反对民主者有之，嘲笑平等者有之，忽视法治者有之。经过媒体连篇累牍的轰炸之后，如果还有人以为自由民主等是好东西，那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奇怪的事情恰恰是，视自由民主等为好东西者竟仍然大有人在！最好的证人莫过于来自反自由民主阵营的人物，下面正好有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在中国的过去几十年中，赫鲁晓夫几乎是大坏蛋的代名词。在批评者看来，正是他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最先将自由民主一类的西方病毒引进社会主义阵营。

不过，公道地说，直至1964年下台之前，赫鲁晓夫还是坚守着自己的防线，使其治下的人民免受自由民主等的干扰，那时他将这些西方污秽一概视为坏东西！只是在被迫下台之后，赫鲁晓夫才有足够的机会体验到，做一个不受自由民主污染的苏联公民是什么滋味。此时他似乎终于醒悟到：原来千方百计阻扰人民沾染的自由民主等，还真是好东西！

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赫鲁晓夫不再享有信息的“特供”，只能每天捧着收音机偷听美国之音与BBC，似乎忘记了，正是他曾经下令干扰这些外台。此时，他当然不会再说新闻自由是坏东西！他也与一般老百姓一样看起禁书来，《日瓦戈医生》就是他的至爱，读后喃喃自语着：“我们不该禁此书……”，好像不正是他下令禁掉这本书似的。

他自己的书现在也成了禁书：他写的回忆录，几经周折还是未获昔日同僚首肯出版，只能通过秘密渠道将手稿偷运出境，最终于1970年在美国出版。不消说，他不会再反对出版自由是好东西了。顺便说句：我们这里那位最著名的反自由化英雄邓力群，最后也是在境外实现了他自己的出版自由！只是不得而知，在他晚年的心中，出版自由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另一个证人是前国家主席之子刘源。他想必不致否认，其父辈并不特别关切普通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但经历了文革浩劫九死一生的刘源，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由民主是不可或缺的好东西！让我们听听，刘源在1980年竞选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演讲中说了些什么：

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中国要民主，一定要实现民主！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民主而努力，我更责无旁贷。我愿意打这个冲锋，向封建残余和一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刘源的真诚，应当无可置疑。至于今天的上将刘源，将如何为中国的民主而战，则不得而知。

坏东西

自由民主等进入核心价值观这一事实，并不足以立即改变在此问题上的长期偏见。媒体和理论界公开称颂自由民主等，依然是极为罕见的事情。被誉为智囊人物但颇为另类的俞可平，曾经直呼“民主是好东西”，现在似乎成了绝响。至于说自由民主等是坏东西，那是几代人自童稚年代起的持久记忆。

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在不受压抑的场合或许会愕然发问：自由民主等怎么会是坏东西呢？既然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作坏东西，想必有一些难以辩驳的理由。现在就来听听一些著名人物的证言。

胡乔木被公认为是文革后最权威的官方理论家。1983年，针对胡绩伟、王若水等人涉及自由民主的言论，胡乔木批判道：“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错误思想，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面的错误的了解……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片面的民主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条邪路上去。”

胡乔木并没有直接说，自由民主就是坏东西！这或许是其本意还不至于如此刻毒，或许是他缺少将话说到底的气魄。我们的总设计师就没有这种顾忌，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些西方的东西。他在1987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可见，邓之所以认为民主是坏东西，并非出于道义的理由，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的理由：民主用起来不方便。应该说，这是一种诚实的看法。当然，他不必担心有人敢反驳：如果民主的价值远胜其不便，又该如何呢？

大多数高官对于一般地评论自由民主等，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在意如何处置实际生活中的自由民主问题。老革命家王震的做法颇具典型性。王震素有强硬的名声，1950年代曾因疆督任上动作过猛而被解职。1986年，作为“反自由化运动”的反弹，高校学潮涌动，全国各地的校园滚动着“自由民主”的呼喊。胡耀邦力主通过沟通、对话实现冷处理。此时，王震感到正该他的强硬策略派上用场了，他大声喊道：“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在王震看来，学生们所要的自由民主，不仅就是坏东西，简直坏透了；清扫的方法也很简单：砍掉学生的脑袋，自然天下太平。

真假悖论

首先引证最高领袖的两段话。

1944年：“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58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符实际。”

前后两番话语，意向恰好相反。互相反对的思想出现于同一个头脑，岂非悖论？已有太多的官方理论家，致力于弥合上述矛盾，雄辩地证明：涉及自由民主的以上两段不同论述，本质上完全一致！其实，领袖本人的解释才是最明白而中肯的：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对于自由民主等是爱还是恨，是取还是舍，端赖这些东西取之于谁、用之于谁了。而这就进入了本文的主题：谈及自由民主等时，取舍之际，究竟是于己还是于人，是务必区分的。一旦作了这种区分，开初看来的那个悖论也就自然得以解决，“好东西”与“坏东西”的冲突亦将不复存在。

自由人格、民主参与、平等权利、法治秩序，这些现代价值，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本能地欢迎，绝不可能贸然弃绝。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民主等是天然合理的好东西，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唯其如此，人类社会才有一个堪称乐观的美好前景。

天然的好东西，其所以仍被许多人看作坏东西，那是用之于人而有碍于己的缘故。例如，自由于我固然很好，但倘若给你以自由，而你在运用自由时并不仔细斟酌分际，那就很可能有碍于我，我就不再认为，用于你身上的那种自由也是好东西了。

可见，无论称自由民主等为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合符人性，所不同者不过是所处位置或观察角度不同而已。在统一于人性这种意义上，前面所说的悖论并不存在。

但这并不等于说，“乐于自享自由”与“忌于碍我的他人自由”真的没有矛盾，真的无损于社会和谐，不值得重视。实际上，一种人类价值在应用“于己”与“于人”两方面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恰恰是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人类必须认真面对与妥善解决的紧迫课题。试想，出生入死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伟大自由战士，与将数十万难民驱向大海的冷酷独裁者，竟然是同一个姓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这种匪夷所思的荒诞，还能长存于现代世界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样，我们就面临另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将“于己”与“于人”统一于一体？

读书不多、从无理论家声誉的彭大将军，在抗日年代曾以罕见的真诚，在他管辖下的华北游击区宣传自由民主的ABC，鼓吹人道、民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这种难以想象的单纯与天真，立即受到领袖的训斥与制止。

今天，又有人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格言，不过并非为了推销自由民主，而是为了彰显国粹，因那一格言正是至圣先师的遗教。那么，如果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自由民主，又将如何呢？这无非意味着，我如果不欲不自由，就应勿使他人不自由；对于民主、平等、法治等等，亦应取同样的理解。倘若普天之下人人如此，自由民主等岂不立即广被四海，真正成了普世价值！天下当然不会有自己厌弃自由的统治者；而他又推己及人地将自由赋予其人民，这个世界就将不再有奴役。同样，不喜欢当傀儡的统治者，也会给其人民以民主，天下将不再有专制者。天下也将不再有凌驾于草民之上的权贵，不再有逍遥法外不受控制的权力……。这样的世界，岂不是人人向往的乐土！

且慢高兴！寄望于统治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期达致普遍的自由民主，天下岂有如此好事？至少还未曾出现过成功的先例。自由民主理想的实现，乃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有赖于仁人志士的不懈奋斗，更有赖于众多社会因素的无意识作用，此中机理隐蔽而微妙，完全不是此处能深入讨论的问题。

尽管如此，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作用，仍有其巨大意义在。

首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毕竟是一个崇高的伦理原则，它纵然不能强制约束统治者，但仍然不失一定的道德震慑力，让那些肆意妄为的专制独裁者，至少在道义上处于被谴责的地位，至少剥夺他们自命“为民作主”的光环；他们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民间的拷问：你们每天都在教导人们“自由”是坏东西，干嘛让自己去享有它！你们愿意交换一下地位吗？

其次，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别彰显了自由民主权利的普遍性特质。从根本上说，让一部分人享有自由而让另一部分人失去自由，最终是行不通的。无论如何强势的统治者都应明白：剥去民众的自由，你们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取消民众的民主权利，你们也可能受害于专制的暴虐；否认法治保护民众的职能，你们也将没有安全。文革中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国家主席，试图援用宪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忽略了：他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曾想到过要实施最低限度的宪法治理吗？那些起劲鼓吹“五不搞”的官员们应当明白，真正能让你们获得安全的，恰恰是与民众共享的普遍人权；指望特权的保护，从来都是靠不住的。

最后，作为一种道德呼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多少能唤起一些人的良知，推动——即使是缓慢地——文明的进步。而正是文明的进步，是渴望获得自由民主权利的人们最后希望之所在。即使是最冥顽不灵的统治者，对于自由民主潮流的抗拒，亦可能因持久教育的作用而软化；最有效的教育，并非权力的训练，而是来自社会良知的普遍且持久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