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无可逃 — Hive

倘无支撑，你在高处必定掉下，那是因为你逃不脱地球的引力场；磁针总是指北，那是因为地球磁场的作用无处不在；歌星的演唱吸引成千上万的男女，人们认为明星就是拥有强势的气场，让其拥趸无法抗拒……。类似地，人类的社会习俗与文化传承，以其强大而无形的力量，统制着无数人，那是一种让人无可逃遁的场吗？

士人的宿命

传统中国士人——亦即读书人——的命运或许千差万别，但总逃不出一条大体相近的人生轨道：发蒙、读经、作文、科考、再科考，要么功成名就，要么老死科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叙事纵贯八十年，出场的士人不可数计，其形象并不雷同。但仅就其人生轨迹而言，则实在少有区别，以致读过之后脑中混沌一片，竟无从区分某甲某乙。我并不想将这归咎于吴敬梓老先生的笔法单调，宁可归结于传统中国士人的千人一途。

我常不免遐想：古代士人难道就不能稍稍偏离传统轨道，独树一帜，成就一番事业？难道就不能游学天下，广结文友，快意人生？或者，难道就不能抛开那堆该死的古代经典，直面眼前的真实世界与人生，服从常识的引领，遨游于任何意之所至的境界？难道就不能当中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至少追随别开生面的墨子、庄子、惠施，何必一头扎进那个狭小的孔家池塘中，皓首穷经，根本不知池塘外天地之广大？

最终我还是自己从遐想中醒来：所有这些设想纯属无端妄念，古代士人根本与之无缘！

不妨设想一次时间旅行，去古代世界一游。现在，我已落脚于某朝某代某州某郡某族的某个书香世家，作为其家庭成员开始了另一种人生。我从现代文明社会中所获得的种种知识与观念，都已被全部清除。我不可能例外，只能从读《三字经》开始，它让我完成了识字与初次接触古代圣人的启蒙，我没有理由拒绝其中的信息。

从《三字经》进入《六经》，是一个自然的步奏，就如同今天的小学生升入初中一样。我肯定不会自作主张另辟蹊径，仅仅是这种念头就足以让周边的人骇异莫名！《六经》或许枯燥，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因为并无比较，我的思维进不了另一层次。我不能不心无旁骛、勤奋异常，至少我不能让殷切期望着的家长师友失望。我也不可能拒绝科考，因为除了猎取功名之外，我并无一技之长足以谋生。而且，那笼罩着我的尊卑荣辱氛围，也让我别无选择。科场之路，肯定崎岖漫长，其间的酸甜苦辣，远非现代人所能想象。但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足以让我半途而废。且不说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让我难存退縮之想；就是畏縮的念头，也为业已形成的荣辱心所不容。

凡此种种，都会将我推入那条既定的轨道，一直走下去，走过范进、侯朝宗辈所经历的人生旅途。我不会羡慕蒲松龄，虽文名久垂后世，却科场潦倒、贻笑乡里。我更不会学李贽，他非孔非圣，已近叛逆，纵然被后世崇仰，但五百年后的善名打不动李贽时代的士子之心。我也不会效法黄宗羲、顾炎武，彼辈纵然饮誉当世，但因拒绝了新朝的功名，终究颠沛流离、坎坷一生；这种特立独行，毕竟曲高和寡。

现在，你能不相信，生当王朝时代，士人们的人生，实在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吗？从你出生的那一天起，家庭、乡里、社会就已预定了你的人生轨道，同时也大致限定了你的生活空间；在那狭小的空间中，你不太可能舒展自如，更不可能天马行空。古代士人千千万万，或智或愚，或穷或达，何人能越此常轨！这只能唤作宿命。

士人的宿命，就是他永远被困于那个围绕他的场——士人之场。这个场营造了士人安身立命的土壤、氛围、风尚、思维逻辑与生活轨道，其力量之强大使任何士人绝不敢抗拒、甚至不曾想到要抗拒。你如果试图找到逃出该场的漏网之鱼，就是翻遍二十四史，恐怕也难有所获，除非时届晚清，那时，士人之场行将解体了。

文明之场

既然士人之场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所，倘若没有了这个场，读书人岂不无所适从？这你就多虑了，不可能出现“场”的空位，任何时候都会有适当的“场”存在，承载——更确切些说是牢笼——世人。

辛亥年间，人们不能不惊叹世道变化之快：不久前还是三跪九拜、“小的”“大人”，转眼间已是鞠躬握手、先生女士、洋歌洋舞。一股新风横扫衙门、学校、店铺、酒肆、闾巷、乡村，所到之处，气象一新。此种景况，国人亘古未见，只说是文明时代来临。

新冒出来的一切，无论物品、书籍、学说、习俗、风尚，都来自西方，而崇尚且追踪西方的潮流，就是所谓西化。辛亥之后的十年，无疑是西化大行其道的十年，中国改变之快、改变幅度之大，都属史无前例。与晚清之人相比，到1920年代，民国之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身处其中的是“文明之场”。

正是这个文明之场，使民国人不同于生活在前清年代的前辈，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式样、价值观念与人生追求，他们不再希望、也无可能追踪其祖辈，按照家族的理想去求取功名。他们更在意做一个真正的文明人，无论这一理想是否能完全实现，也无论将面对多少艰难险阻。身处文明之场而志在做文明人，岂不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那时，“文明人”的概念还未必十分清晰。在那时人们的心中，主要的考虑大概包括如下追求：

自由这个来自西方、频繁地出现在民国媒体上的价值，对于民国人，尤其是年青人，一点也不抽象，简直是他们每天的追求。首先是婚姻自由，稍有独立性的人都不能再接受父母之命。胡适尊母命成婚或许是一个反证；但这件事让民国人震撼的程度，岂不恰恰说明：包办婚姻已不再是主流形态！其次是求学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总之是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而此前这种选择权利属于家族或师长。如果没有这种自由，16岁的邓希贤能够远赴法国？那是一种前景莫测之旅，难有希望光宗耀祖啊。至于更进一步的著作自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还不是太多人的目标，但也并非纯属空谈。据高华统计，民国年间出版的红色书籍之多，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理论家的著作。公认的红色教授陈望道、李达，也没有被关入班房。

平等没有人相信，在真正的乱世民国有十足的平等。但民国人固执地追求平等、视平等为理所当然，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挑战权威、甚至最高权威，在民国知识界绝不是什么稀罕事。鲁莽的刘文典踢了蒋介石一脚，这种广为流传的孤例就不说了。张奚若、傅斯年辈在参政会上一点也不给蒋介石脸面，可是记录在案的；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人当作什么爆炸性新闻。固然依然有润土称鲁迅为“老爷”这种事，但直呼某个高官为“先生”，却算不了什么失敬。

求学与几乎人人可以上大学的今天相比，民国的教育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刚刚赶走皇帝的艰难年代，民国人的求学热情，恐怕远非当代人所能想象。已经是进士与高官的蔡元培，竟然在40岁时放下架子如小青年一般去德国留学；被徐志摩休掉的前妻张幼仪，在失夫丧子的悲痛中，仍然不忘完成学业；早年因家贫当店铺学徒的华罗庚，其求学之路备尝艰辛，更广为人知。这只是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孔圣人的传人可能完全不能理解：根本不读圣贤书的西式学堂，居然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民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知识，中国的现代化，不知还要滞后多少年！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有着热情追求的人，共同构建了那个“文明之场”。反之，正是这个文明之场，造就了那样多追求自由平等且热心求学的人。

红色之场

文明之场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追求红色理想之人。既然追求自由平等成了时尚，就不乏古道热肠的人，关注沦落到社会底层的不幸者，认定这些人的存在，违背文明时代的宗旨。一种救世情结，开始在一部分知识人士中形成。这些人身处一个开放的年代，不能不面向世界，到处求索，寻找改造社会的方法与手段。而恰在此时，北方邻邦提供了一个红色样板，“以俄为师”很快就成了最具有吸引力的口号。于是，民国走向红色中国，“文明之场”代之以“红色之场”。

这可是非同寻常的转变。红色之场拥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与功能；它所塑造的新人，具有完全不同的信仰、观念、风尚与追求。一些主要之点是：

立场在红色之场中安身立命的第一要诀是立场而非善恶。对人对事的考量，只问立场而不问是非；立场正确，善也就在其中了。在庐山批判彭德怀，人们只质问一件事：彭为什么要持异见，即不与领袖取同一立场；而对于彭的意见是否符合事实，却无人关心。

斗争斗争性是对红色品性的第一要求。就在庐山批斗彭德怀的会上，厚道的朱德也不免批评彭不该触犯毛。但还没说几句就被毛打断，直斥朱德无异于隔靴搔痒。经常被批评为斗争性不强的朱德，毛给的“帽子”是“老右倾”。那些资格不及朱德的“老右倾”，大都被早早踢出去了。一个没了“老右倾”的社会，还不成了角斗场？

进步当代不乏以“进步”命名的党派；对于“进步”的一般理解似乎是新颖、优异、合理等等。但在红色之场中，“进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进步与否仅仅以是否靠近红色党派为准绳。1957年的吴晗紧跟领袖批判右派，是进步学者的楷模；同一个吴晗在1966年是批《海瑞罢官》的靶子，就成了最大的反动分子之一。这些事实都被年青人看在眼里，还能不学会如何追求进步？新时代的学校中，学生的所谓“进步”与“落后”，就依据与“组织”的靠近与疏远来划分，何关乎个人的品行与操守？

荣辱隆重推出的“八荣八耻”在字面上当然十分堂皇，但现实中的荣辱多半是另一回事。在文革年代，谁不说意识形态首脑康生荣宠无比，而被领袖贬为魏延的彭德怀则耻辱无边？实际上，在红色之场中，荣辱的界定只有一个标准：被党褒扬还是贬抑；党所褒奖者将千古流芳，党所惩处者将遗臭万年！如果不是信了这个，1957与1966年哪有那样多人宁赴黄泉？这种荣辱观的力量强大到什么地步，已无需更多的解释。

场之可畏

历代都有许多可畏的东西：饥饿、折磨、杀戮……。面对这些而依然面不改色、勇往直前者，被称为勇士或英雄，受到万众敬仰。

但有一样东西，实际上是可畏者之首，却并不被人注意，它就是本文所说的“场”；前述的士人之场、文明之场、红色之场就是典型例子。这些场真正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绝不会有人掉以轻心。

倘若不顺从场的规则，会有什么结果？

忤逆“士人之场”如何？李贽就是一个反面典型，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顺便指出，古代不乏狂狷之人，即使装疯卖傻，行为出格，也未必不为社会所容。但公然非议圣贤，违背礼教，却肯定会遭社会唾弃，是无人敢承受的。

藐视“文明之场”如何？可惜“文明之场”还十分稚嫩，似乎难以被众人敬畏。不过也有有趣的事例。大千世界，也是无奇不有。近年竟有人恢复私塾，在其中着古装，行古礼。虽然政府不置可否，但自媒体则几乎不约而同地予以嘲笑，致使这股返古潜流在汹汹嘲弄中偃旗息鼓。文明以这种方式显示力量，颇让一些人大感意外。

最厉害的是“红色之场”，它岂止可畏，是真正的恐怖之至！在其淫威面前，神州“再无男儿在”！我常常大惑不解：像张闻天、陶铸、彭真、薄一波这些人，都蹲过民国的监狱，离断头台仅仅一步之遥，似乎并未变节，谁不自诩是真男儿？为什么在自己人的狱中（或者软禁地），就一个个成了狗熊，急不迭地检讨，直将自己骂得猪狗不如？就是唯一似乎可称男儿的彭德怀，最终还不是检讨了；他内心真的认可那些检讨吗？这似乎是中国现代史上真正的不解之谜。

然而，今天应当能够破解这个谜题了。关在秦城的彭真与关在民国监狱中的彭真并无两样；但红色之场之大不同于文明之场，红色监狱之大不同于民国监狱，彭真绝不会含糊：蹲秦城监狱要遗臭万年！一个恰恰志在凭革命经历名垂千古的人，岂能不怕？况且，红色之场根本无处可逃，除非有幸得到宽恕。于是，彭真辈的救赎之道，就只有下狠心作检讨、不顾一切地作践自己了。

无论你在某个“场”中顺风顺水，还是逆“场”而行备尝艰辛；也无论你如何勇武、卓绝，都应当永远记住一点：场无可逃！至于是顺是逆，不免涉及不同价值，那就取决于各自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