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图书馆读到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深深被文章中的社会学分析所吸引，除了亲述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爱国与爱人的纠结，作者还引用了索尔仁尼琴，乔治奥威尔等大家的论述，早在读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时就听说过乔治奥威尔的大名，连村上春树这样的名家也写了1Q84向他致敬，加上写战争题材论文时读到了乔治奥威尔对于西班牙内战记者主观报道的批判，更加深了我拜读其大作的欲望。
先从著名的《1984》说起。
初读几页已经被作者预见未来的能力所惊奇，一本在1949年出版的书，何以如此准确的预见二三十年后，或者说当今社会的形态？十分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让乔治奥威尔在成书时完全料到独裁社会的样貌。在网上查了不少他的生平资料，都说作家的早期经历决定日后的写作动机，而生活的时代决定了写作主题。乔治奥威尔的时代正是那战争频发的年代，而他的童年则是在充满了阶级和极权的社会中消磨，不难看出他日后的作品的立意和题材，正是对这种极权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宣传口号总是感觉异常熟悉，虽然生于80年代没经历书中所描述的年代，却在出国之后有了大大的了解。洗脑搬教育的产物就是无知，还有无尽的怀疑论，质疑一切的精神虽然对于记者来说是职业基础，但对于稍微开启心智的民众来说，当government的公信力全部丧失，媒体无自由，信息无流动，再加上无尽的猜忌与怀疑，很难想象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Revolution不是良药，尤其是不加筹备毫无策略的Revolution,这样的游戏只是独裁者间的角色轮换，你方唱罢我方上，改变的只是人，体制还在，问题还在，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
极权在民众的愚昧无知下存在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全民洗脑的教育正是保证集权的前提。前不久看过一篇小学语文课文关于国旗的故事，顿时有种挖出脑子倒空一切的冲动。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教育究竟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庆幸自己并不是个用功刻苦的孩子，所以能意识到的教育损害并不能对我的价值观产生根本的错误导向，倒是比较担心那些意识不到的深入骨髓的“知识”，会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正正确的三观。
都说阳光之下，没有新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早已发生过。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那这漫长而沉闷的时光总会走向结束。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出过什么文学大家，更别提什么可以做出根本改变的人物了，在《政治与文学》中，乔治奥威尔提出了语言和思想的紧密关系，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白话文的存在，本身就剥夺了深度思考的能力，更不用说现在的简体网络用语横行的时代里，还能期待出什么make a big change的人物呢？
奥威尔和赫胥黎，天朝和米国，两位大家所担心的事情正发生在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中。世外桃源的存在与否，在我亲临香格里拉后已经彻底得到答案，不光是表面层次的与叙述不符，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已经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的不对劲，涉及到人性的话题永远也不会谈完，社会，国家，制度这些受尽人们批判但又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产物，实在是穷尽一生钻研也不会感到无聊的话题。虽然是用尽最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但乌托邦的概念在我脑海里实在没有实现的可能，就像某种主义也只是空想而已，单单看人性，尤其是权利诱惑下的人性，答案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读《1984》最能感到脊背发凉的一段就是，权高者甚至有权利改变历史让一个人彻彻底底的消失，亦或是创造出一个让人信服的却从未在世上存在过的人。渺小的屁民们很可能因为一句话就连存在世上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臭名昭著的black jail里是多少家庭日日夜夜牵挂的找寻的失踪人士。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斯坦福监狱实验（路西法效应）和模拟纳粹实验，都是普通人在集体主义和权力赋予的情况下变成连自己想都没想过的恶魔，永远不要考验人性，永远不要高估自己处理权力的能力。
即使现在看到这么多的黑暗面，但也很难停下追求美好的脚步，即使没有乌托邦，也可以争取有一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社会，抱点希望总是好的，更何况这还是存在的历史，那么，如果有幸活到2084，能看到我所真正期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