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的眼里，西方来使最初提出的要求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谈不上蛮横无理。自由贸易，正常外交往来以及设计驻外使馆等目标不会触动现代人的敏感神经，而且是惯常的外交方式。然而中英两国最终爆发冲突的导因，却是西方侵扰中国的一个更为可耻的因素：要求不受限制地向中国输出鸦片。
1839年，大清王朝终于“忍无可忍”，派出了一个干练之臣，他的名字叫林则徐。朝廷让林则徐即刻前往广州查禁鸦片，迫使西方商人遵守中国政府的禁烟令。
林则徐是一位儒学士大夫，处理棘手的问题通常是晓以之理动之以情。但西方人并不理睬。林则徐怒了，他将所有外国人哪怕与鸦片贸易无关的人，都圈禁起来，不得自由出走。他要杀鸡骇猴，同时表达自己的禁烟决心。随后，林则徐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信，信中不仅夸赞女王的前任鹰王在向大清帝国进贡时表现出的“恭顺贤德”，而且要求女王销毁英属印度领土上的鸦片。
当时的林则徐志在必得，他的背后是强大的大清王朝。但他显然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他对外国人下了最后通牒，如若不主动销毁鸦片，他就切断中国产品的对外输出。他说，没有中国产品，”夷人何以为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
不知道维多利亚女王是否收到了林则徐的这封信。但西方媒体知晓了大清王朝的一举一动，并在报端大肆渲染林则徐围困洋人的事件。他们认为，这分明是对英国不可接受的公开侮辱。于是，对华宣战派开始四处游说。
最初的大清王朝认为英国人的愤怒不足挂齿，中英两国相隔遥远，怎么可能攻击中国呢？更何况，英国人搞鸦片贸易，毕竟是师出无名。正如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这本书里写道：中国几百年的上国地位造成了天朝对现实的一种扭曲人士，自高自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英国兵舰迅速绕过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封锁了中国的主要口岸。接待过马戛尔尼的中国官员不屑一顾的大炮显示了残酷的威力。
殊不知，当时的大清王朝在口岸上的所谓大炮，其实都是大明王朝遗留下来的，装装样子而已。到了真刀真枪的时候，就一泻千里了。当时的“老司机”直隶总督善发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不能战，并且在天津主动向英国示好。他说，中国官员将“秉公查办”，但此前英国舰队“须返回南方”。
退兵有功的这位“老司机”于是被派到广州取代林则徐。当时的大清王朝主政者似乎并不了解英国巨大的技术优势，指示中国官员在于英国代表谈判时拖延顺日，等待中国调兵遣将，并可突然袭击。
此时的林则徐很可怜，他被流放到遥远的中国西部边陲。被放逐的林则徐一路思考西方武器的优势把那个拟写了密折，建议中国发展自己的先进武器。
但“老司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接替林则徐的他在英国人焦虑等待下炮轰了几个港口城市后，不得不与对方坐下来谈判并签署了《穿鼻条约》，给予英国在香港的特殊权利，并赔偿英国600万美元，同时允诺今后中英两国官员平等交往。
中国的“皇帝”对此结果非常不满意，龙颜大怒，不仅将这位”老司机“缉拿归案，而且还处以极刑，后来才改为流放。
而英国政府认为当时的代表义律和大清帝国签署的此条约，也没有完全照顾到英国人的利益，于是改换新的代表，重新和中国“对阵”。
这个新的英国人代表接替义律到达中国后，就来势汹汹了。他带着舰队，封锁了更多的港口并切断了大运河及长江下游的航运。英国兵临古都南京，准备攻城。
这个时候，中国的“皇帝”才开始求和。但，已经晚了。
之后，随着《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进入了“落后该打”的历史劫数中。
在《论中国》这本书里，基辛格引述19世纪的一位英国翻译家托马斯梅多斯评论说：中国人最初大多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的长期后果，仅把朝廷做出的让步看做融合并最终降服蛮夷的一贯策略。他推论道：“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刚打完的这场战争不过是一个蛮夷部落的一次闹事而已。这些蛮夷依仗船坚，袭击占领了沿海地区的一些地方，甚至还控制了大运河沿岸的一处要地，迫使皇上作出一些让步。”
然而，西方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安抚的，中国的妥协让步也是建立在“东方宇宙帝国中心”价值观上的，于是，中国的“门户”此后在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中系数遍开。人类历史上的“欧洲扩张中心主义”取代了“东方宇宙帝国中心主义”。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当时中英签约条约中争执最激烈的一点就是条约中规定的“地位平等”条款。此前，中国一直坚持淀积在其民族特征中以朝贡制度为代表的中国至尊地位。如今，它遇到了一个不惜使用武力将本国从中国的“进贡国”名单上除名，并证明自己与天朝主权平等的外国强权。
“两国的统治者都知道，争端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礼仪或鸦片战争。清廷愿意用钱和通商许可安抚贪婪的蛮夷。然而蛮夷在天朝享有政治平等的原则一旦建立，将会撼动中国的整个世界秩序，朝廷有可能会丧失天命。”基因格在《论中国》中这样写道：“天朝开始认识到中国军事上技不如人，但仍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合适对策。”
西方人注重利益，不好结交私谊以及道德之说。仅仅十多年，中国从繁荣中跌落，沦为殖民势力争夺的目标。“中国夹在两个时代和两种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中间，努力探寻一种新身份，尤其是设法协调标志其伟大的种种价值观与技术和商业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安全系于后者。”基因格的这句话或许更值得发人深思。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十年一变”的历史动荡中，不及十年，按照唐德刚的说法是，便出了个儒释道三妖通吃的洪秀全；再十年之后再政制上又冒出个2000年未尝有过的外交部即总理衙门；在其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李鸿章的洋兵洋操；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孙中山的建立民国和胡适的全盘西化。差不多是十年一变，而每一变欧式传统中国千年也变不出的新花样。至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又开启了更加动荡的历史节奏：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中全会...
”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不幸地生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大转型期”，“而这个大转型期还没有尽头”。也难怪唐德刚在他的《晚晴七十年》里如此感叹：我们“命大”而已。
（本文重点参考了基辛格所著《论中国》与唐德刚所著《晚晴七十年》。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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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韦三水）：中国官员在180年前的大起大落：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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