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疫情，湖北还是二级响应的时候，浙江就已经是一级响应了。而一个月过后，当各地还在害怕甚至谈外地人色变的时候，浙江就开始包车、包机、包专列去接外地人来复工了。看一看浙江制定的防疫措施，不得不让人叹服，可惜，我不能以专业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只能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感受一下我们与浙江的距离。
一、差距有多大？
至少五年前，苏州市委党校的花家毅教授来我区作报告，曾就山东与浙江、江苏做了一番比较。山东虽然GDP领先浙江，可论经济实力、财政收入方面，恐怕不是一个档次了。而山东这GDP到底有多大的水分，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山东省委刘家义书记去年就一直强调GDP要缩水。花教授还给出了一组数据，浙江最差的一个区的财政收入那时就有100亿元，而这相当于我们一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了。
2007年，我们单位的一位副局长去浙江台州市的一个对口单位挂职学习，那时他的工资大约是1200元。到了那里，当地人问起他的工资来，为了不至于太难堪，他鼓足勇气虚成了三倍——3000多元。不想人家很是惊讶——“那么点！”
我特别感到教育的差距才是更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年前，恐怕浙江大学还没有山东大学有名气，综合排名浙大应该是排在山大之后的。那时山大排在全国前10，大概是八九名的样子，后来便一直下滑，到了15名左右，而现在已排在25名左右了。而浙江大学一路飙升，多年前就已经排在北大、清华之后，名列第三了。围绕山大的是非曾沸沸扬扬，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却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山大被教育部约谈，因为连续两年被查出博士论文有问题。什么问题？不言而喻。教育最代表一个地方的风气和未来，教育出了问题，难保其它方面没有问题。
中学阶段的外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是全国最好的，武汉外国语学校也不错，济南外国语学校恐怕远不如杭州外国语学校的。
二、差距是如何造成的？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可能有万千，深层次的东西难以看得透彻，我也只能用自己肤浅的知识和理解来做一番解释。
浙江鼓励各种企业的生产、经营，据说，年纳税并不很多的小企业主动去纳税，而人家的做法是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后再来纳更多的税。而我们的做法却是深挖税源，哪怕是门头房、个体户等也不放过，照章纳税。而至于收缴的税款是否真正入了国库，是否吃拿卡要，设卡刁难，就不得知了。难怪我们经常口头上高喊：要消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可真正是否杜绝了，还只是一句顺口溜，有谁知？
北方人喜欢站在村口、街头，无所事事，吹牛胡侃，相互取乐。一在本地做生意的浙江人甚是不解，既然不富裕，可为何不想着做点生意，改变穷困的面貌呢？可此语一出，当地人反问道：“干什么买卖呢？”浙江人不假思索：“收废品也能挣钱。”当地人哼哼一笑，不屑一顾：“谁干那个？能挣几个钱？”
这就是思维观念的差别，北方人是父母在不远游，面子永远大于里子。你看一下那些农村里的高高的房子就明白了，吃的再孬，穿的再差，这撑面子的房子是万万不可不重视的。倾终生之所有，也要装饰豪华，因为这是脸面。
好客山东，也正好说明了山东人的热情，可我们恰恰是过于在接待上费尽了心思，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把事情的本质丢掉了，真有点本末倒置。
本来是客商来谈投资的问题，可我们总想着以情动人，不把对方劝酒到酩酊大醉，就不算真心付出。所以，总是注重谁做主陪、副陪，吃什么菜，喝什么酒，喝几个酒，乘什么车等等，而对于项目本身却是一切都好说，并不下功夫研究。结果，第二天客商大醉，此后再不踏进山东。再者，人家看到如此浪费，谁敢与你合作？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夜郎自大者总是沾沾自喜，固守着传统守旧的东西，抱残守缺。最为可怕的是，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更不会奋起直追。强者只会向前跑，根本不会看一眼那些落后者。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和强者的差距，知耻而后勇，大刀阔斧砍去那些腐朽变坏的东西，我们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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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经济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和政府是否作为有关系，就好比印度，政府腐败，印度男女地位不平等，经济萎靡。
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带动和开放程度。
我們年前就已經收到消息，告訴大家這個疾病會傳染，並且安排機關工作人員過年期間值班。初六，假期都沒結束就已經要求全體工作人員回單位，各辦公室留一人駐守，其他全部下方社區一起做基層工作。有現在的成績，是各個方面的工作人員捨棄大量休息時間，流血流淚堆積起來的。誰敢讓我們一個月的努力付諸東流，真的有可能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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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是一样，每天都要到社区执勤，社区人员更不容易，早上7点到晚上10点。我们在努力的同时，应该严厉惩治那些胡作非为的人，不能让他们的随心所欲来让全国人民买单。